此外，宪法第71条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其报告作出相应决议的权利。

古典自然法以一个等级结构的宇宙论为基础。因此，如何限制最高主权的恣意性，就成了近代政治的现实问题。

在自创生概念的基础上，马图拉纳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耦合概念。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必须提供一种分析与处理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意味着，在经济系统内部制造出来的许多信息，例如某个具体产品的成本与价格、具体企业获得的订单数量、具体竞争对手的策略、具体产品需求的增加与下降、具体企业的产能等经济信息，由于结构耦合机制的筛选作用，政治系统已经很难关注和予以处理。大脑借助眼睛而在相当狭隘的感觉宽频之内与其环境进行耦合，例如在色谱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眼睛所看到，然而，正因如此，大脑才不必对外界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大脑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与资源，组织起内部的复杂性，从而在大脑内部建构起巨大的结构化能力和充分利用系统所接收的有限和少量外部刺激的巨大能力，大脑正因此使得整体器官保持着对环境极其罕见的高度敏感。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其后果便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在观察经济现象时，看到的只是制定的经济计划是否得到了执行。自创生概念意味着，在自创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系统自身内部的运作为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设立条件，进行调控。因此，该问题背后隐含着一种控制论意义的观察与二阶观察的问题。

要执行处理社会剩余复杂性的功能，一方面，政治系统必须对社会的剩余复杂性具有足够的敏感度，同时又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做出决断，同时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执行与贯彻能力。政治系统往往需要一种相当快的回应速度，而法律系统回应速度则往往相对缓慢。宾凯：法律自创生机制：隐藏与展开悖论，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与封建领主之间对抗与斗争，扫荡封建君主的堡垒，形成统一国内秩序的后果。

政治宪法学提醒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学因素，是非常深刻的洞见。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历史上，英国的议会既承担立法的职能，也承担司法的职能。[38]对政治系统而言，法律系统所提供的合法性判断，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外部指涉，从而有助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的悖论。[32]成文宪法以法律的合宪性取代法律的正当性，本身就表明了对法律自身之合法性不断无限往前追溯之链条的截断。[18]法律的改变，只能是在下位阶的法对上位阶的法的适用的意义上做出有限的调整。

[63] See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1441, 1992. [64] Niklas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002,S88. [65]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165-194.. [66] 卢曼在《社会中的法》与《社会中的政治》两本分别阐述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著作中，都专门提供一节阐述该问题。同时政治系统也无法穿透法律系统，直接对法律事件进行观察与干涉。卢曼早期关于政治宪法的理解，参见：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I）, Der Staat, Vol. 12, No. 1 ,2(1973), pp. 1-22,pp.165-182. [8] Niklas Luhmann,Two sides of the State Founded on Law , in Niklas Luhman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de Gruyter,1990,p196. [9] 系统论宪法学之所以称呼自己为宪法学，主要是基于国内法律论辩中形成了各种习惯性表达的尊重：例如社科法学、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社会理论法学等。他们的共同问题是，都将国家乃至社会的基本要素详尽地固定在行为遵从上，预设了我们社会之构成结构采用了规范性行为期待的模式，因此把宪法的问题仅仅理解成规范遵守或违背的问题。

对系统论宪法学来说，政治优先论乃是法律系统为了隐藏自身合法/非法的二元化代码运作而采取的一个隐藏自身悖论的策略，而同样的策略也存在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主权悖论的运作中。最后，尽管宪法同时增强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各自对对方的影响，但宪法对本身的政治性与法律性问题，仍然保持了某种有意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模糊性。

但反过来说，心理系统其实也以社会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假设某个婴儿被抛弃在旷野或者森林，而在脱离人人类社会的环境中存活并成长。[45]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e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5. Aufl., 1984,S388. [46] Niklas Luhmann, Introductions to Systems theory, Edited by Dirk Baecker,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Policy Press, P85. [47] Niklas Luhmann, Introductions to Systems theory, Edited by Dirk Baecker,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Policy Press, P85. [48]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3(1992). [49]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3(1992). [50]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e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5. Aufl., 1984,S256-265. [51] 就此而言，结构耦合规定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条件化因果关系，并非通常社会科学因果解释意义的因果性问题（question of causality），而是一种系统理性意义的指涉问题（question of reference），也就是说，此种条件化的因果关系，其实是系统通过自身内部的运作，将系统内部的状态归因到（Attribute to）环境中的某个要素。

[91] 注释: [1] 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18]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例如，当我们闻到油烟的味道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厨房在炒菜或者肉烤焦了，但不太可能会想到厨房的煤气泄漏了。[70] 计划经济导致的危害是，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界限因此被溶解，最终给两个系统都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用系统论宪法学的眼光观察政治宪法学研究，则政治宪法学研究凝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指出，法律系统并无法将自身隔绝于其环境，尤其是其环境中的政治系统而单独发育成熟。

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的，一类是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的。[28] 在形而上学宇宙论崩解以后，最高主权自身的正当性，也成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强调法律的非法律性，并非是要打破法律的界限，从而混同法律与非法律，而是在观察的层次，将法律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再次引入到法律系统之中。如何理解和处理宪法的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争论的焦点。

主权者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同时却必须受宪法这样一份神圣时刻之契约的限制，甚至主权者本身，就是这份神圣契约的人为建构。生物自创生系统、心理自创生系统和社会自创生系统分别都是自创生系统的个案与特例。

如上所述，系统论宪法学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政治与法律都看作是一种拥有高度结构化复杂性的具有自我观察能力的客体（self-observing objects with highly structured complexity），并在流俗意义的社会科学经验调查之外，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然而更为严格的，具有真正经验基础的观察具有自我观察能力的法律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社会学方法。[83]如果我们将结构耦合的概念与互渗的概念[84]结合起来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结构耦合概念其实是某种对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而言都充满更多混乱与无序之流。取而代之的是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立之观念与实践的兴起。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结构耦合的关系。

系统论宪法学期待能够在中国法学的诸种有益论辩中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成为整个法学光谱中的有益一环。参见： Niklas Luhmann, Introductions to Systems theory, Edited by Dirk Baecker,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Policy Press,P92-93. [71] 例如，2018年4月14日在2018基石资本客户年会上，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就曾经指出：最近几年的企业调研使我发现，做好一个企业和宏观没有太大的关系。

自创生概念意味着，在自创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系统自身内部的运作为此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设立条件，进行调控。例如，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法律系统，都是按照各自的代码和媒介，运作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地运作的。

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新恢复了用政治与法律双重视角观察中国宪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在方法论层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尝试。三者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性。

这时候，法律变成了权力贯彻自身的一个中介与工具。[24]立法者在法律的创设与变迁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而对于法律系统而言，政治系统关于宪法生成的一整套叙事也为法律系统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指涉，从而有助于法律系统隐藏自身的悖论。[20]法律由此既被看作是实证的，同时又是以主权者的最高权威为根据而产生的。

简单来说，这是通过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系统与环境的共振（resonance），随后在系统内部制造了一个信息，随后系统根据该信息作出了内部的自我调整，从而实现了对环境刺激的回应。[76]就此而言，法律既限制了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可能性及其效能。

一方面，系统论宪法学认同政治宪法学对宪法之政治面向的揭示，承认宪法政治性面向的重要性，但系统论法学并不认可政治宪法学所建构的政治优先性的论调。[21]主权者被看作是秩序的基础和守护者。

[3]在此基础上，政治宪法学主张在方法论上突破宪法教义学的局限，探索一种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可能性。[89]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争论，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宪法学基本现象与性质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的论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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